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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四分之三个世纪，见证一个一穷二白、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，从“落后时代”到“赶上时代”再到“引领时代”，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即日起，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系列口述历史访谈，与上海各个领域、各条战线的多位老同志畅聊他们亲历的不凡历史。透过他们的回忆，我们愈发相信，“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，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，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”。
杨秉辉和医学结缘，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。那时候他刚上初二，偶然查出患有肺结核，当时人们普遍管这病叫“肺痨”。家里人很紧张，带他去福州路上看一位专家。
少年杨秉辉看到拍片报告上写着“干酪样病灶”，觉得很奇怪：灶是烧饭用的，怎么跑到肺里去了？看病时，他问了专家这个问题。专家愣住了，说：“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？拿我开的药方配药吃就会好的。”
过了几个月，杨秉辉的病好了，又可以回学校读书了，但是心里的这个疑问一直没得到解答。高考时，因为父亲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的劝说，杨秉辉填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并被录取。在校学习的5年里，他搞懂了什么是“病灶”。
因为自己也生过病，杨秉辉明白，人一旦生病，精神、心理活动必定会有相应的变化，对疾病的关心必定是最基本的反应。因此，从工作第一年开始，他就非常重视和病人的互动，愿意跟病人多讲几句，还适时给点鼓励。
后来，杨秉辉走上了医学科普之路。有人说，业余从事医学科普最早、投入精力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的临床医生，恐怕非杨秉辉莫属。国庆前夕，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了杨秉辉，听他讲述从医60年的经历，和50多年科普心得。
人物小传：
杨秉辉，男，1938年出生，我国肝肿瘤内科的知名专家，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（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，1984年任中山医院副院长，1991年任中山医院院长。他是医学科普、健康教育的积极倡导者，坚持医学科普工作50余年，发表医学科普文章千余篇，开设科普讲座600余场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、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。
免费接种乙肝疫苗是了不起的成就
1962年，我从“上医”毕业，成了中山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，一直工作在医疗岗位上直到退休。60多年来，我亲历了共和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。就拿我研究的肝肿瘤内科领域来说，变化可谓翻天覆地。
刚毕业没几年，我就跟着时任中山医院院长林兆耆教授做肝癌方面的研究。那时医学检查的手段很少，诊断肝癌主要靠医生用手摸。如果摸到右上腹部有肿块，就怀疑得了肝癌。
这种诊断结果当然不很准确，因为形成肿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。就算真是肝癌，都能用手摸到肿块了，大概率已经是晚期。我们把病人送去手术，往往是开刀一看，肿瘤太大了，就算能切掉，肝功能必定不能维持，病人也活不了，只好把伤口缝好，再送回病房。那时有个词叫“剖腹探查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有了超声波、CT、核磁共振等检测手段，是不是肝癌、还能不能手术切除，一查就清楚了，花生米大的小肿瘤都能查出来。早发现就能早诊断、早治疗，病人康复的机会就大了很多。
中国肝癌的数量长期占全世界肝癌的50%以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这和中国曾经流行乙型肝炎有很大关系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的肝癌患者中，约90%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，5%左右是丙肝病毒，剩下的是与酗酒之类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。
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医学界才知道有乙肝病毒这回事，到90年代，陆续研发出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和疫苗。我国从1992年开始将接种乙肝疫苗列为婴幼儿计划免疫，2002年起对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完全免费。
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、非常了不起的决策，体现的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理念。现在我国二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接种过乙肝疫苗，已经不会感染乙肝病毒，患上肝癌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了。对于已经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的人员，如今有了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，乙肝可以获得临床治愈，丙肝甚至可以完全治愈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国的肝癌发病率会大幅度下降，威胁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顽疾必将得到有效控制。
为何愿意全身心投入科普事业
1984年4月1日，上海广播电台播出的“医药顾问”节目里出现了一位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主持人，那就是我。后来这档节改名为“名医坐堂”，解答市民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。我是这个节目的“嘉宾主持人”，一直到2003年以后才逐步退出。我这个业余的嘉宾主持人做了将近20年，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大部分上海老人当年都听过我播讲的声音。
期间我担任了中山医院副院长、院长，行政工作、业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我依然坚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科普事业。四五十年下来，我在各地报刊杂志上正式发表科普文章上千篇，编著的医学科普书籍50余册，其中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、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图书。
曾经有同事对我说：“杨医生，你写这种东西做什么？”言外之意是，有这时间多写点论文岂不更好？
同事是好意提醒，但我觉得，我们医生不仅要治病，还要防病，医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的健康。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医务人员责无旁贷。我在中山医院院长任上时，尽可能地鼓励医务人员从事科普工作，拨出专项资金，组建健康教育讲师团、举办健康教育的“纳凉晚会”、出版健康杂志等等。
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回中山医院，司机听我的声音问道：“你就是电台里中山医院的杨医生吧？”这司机对我说：“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，真谢谢你啊！”下车时他执意不收我车费，令我十分感动。为社会做了一点小事，得到这样的回馈，人生一世，夫复何求？
对医学科普的重视，和我的业务工作有关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苏联科学家发现检测血液中的甲胎蛋白，可以诊断肝癌。
当时江苏某地肝癌高发，我们就到当地去给农民验血筛查。没想到，农民们都知道肝癌的严重后果，却对这个病讳莫如深，甚至不愿提到这个病的名字，而是称之为“老们子”，意思是老东西、老家伙。
我们去普查，他们就逃避，甚至敌视，认为我们是在咒他生“老们子”，即使甲胎蛋白查出阳性了，他们也不理解：我能吃饭、能干活，怎么可能生了癌？劝他们接受手术，他们认为肝脏是“血库”，一做手术必定大出血。当时，我们检查出了一些甲胎蛋白阳性病人，其中有一些拒绝进一步诊断、治疗，过了大约8个月，先后出现黄疸、腹水，错过了治疗良机，终于不治。
这件事让我意识到，如果病人不理解、不配合，那再先进、再高明的医疗技术也等于“零”。那时候媒体不如现在发达，我就到农村公社的广播站做广播。回上海后又到大型工厂去筛查肝癌，在厂里出黑板报，宣传肝癌防治知识。可以说从那时起，我就走上了医学科普之路。
我今年已经86岁了，还在阅读些有关的医学文献，报刊新闻，主要是找寻那些我能写成科普文章的内容。我自己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叫“医学科普和文艺创作”，自己写作、自己编辑、自己运营，基本上能每周发一篇，已坚持了五六年。国庆前，我刚刚写了一篇《防治高血压减盐是紧要之事》，告诉大家，大多数中老年人的原发性高血压病与盐吃得过多之间有明确关系，建议控制盐的摄入，尽量选择低钠盐，少吃味精和酱菜。
全科医生不仅仅是不分科的医生
2010年起，我和全科医学系的同志们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了一门选修课，讲的是医患关系和沟通技巧。这件事要从全科医学谈起:
随着我国经济发展、人口结构老龄化，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。心脑血管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，威胁着广大老百姓的健康。这类慢性疾病很难根除，需要的是持续终身的医疗照顾。而且重点在于“防”，防止发病，防止并发症。民众的的需求不仅仅在于“生什么病吃什么药”，他们还需要生活上的指导，心理上的疏导，家庭甚至社区的支持。
这种变化对我们培养医生也提出了新要求。我是专科医生，研究领域其实是比较狭窄的，在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我意识到，民众不止需要能治疗疑难杂症的专家，也需要很多能把一般毛病、常见病、慢性病看得很好的医生。我知道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科院校里都有全科医学的专业培训，所以，我在任院长期间，推动中山医院成立了全科医学科，这是全国三甲医院中第一个设立的全科医学科，现在国家规定所有三甲医院都要求设立全科医学科了。
我认为全科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分科的医学，全科医学的精髓是”以人为本”。全科医生不是简单的治病，而是治疗“病人”。这就要求全科医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甚至家庭的、社区的状况等等。由于我们的医科学校的教育过去大多只注重传授医学知识，不少医生走上工作岗位时，不善于与病人沟通，他们只会说专业词汇，不知道怎么和病人沟通解释，甚至被病人多问几句，有时就烦了，说：“你开不开刀？不开刀我没办法了。”
实际上，医生得把情况解释清楚，这个手术为什么是必须做的，其他治疗方法为什么不行，这样病人才愿意全力配合。话怎么才能讲得明白，让病人听得进去，这就是我们全科医学系开这门的目的了。有点遗憾的是，我这门课选的同学不多，可能是大家还没有正式作为医生接触过病人的缘故。
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建设“健康中国”，现在的年轻医生们大有可为。我希望年轻的同道们不仅医术精湛，在和病患沟通、普及医学知识、健康教育方面也要多下功夫，构建起和谐的医患关系中国股票配资，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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